課程報導／M. Y. 2021年1月16日
二、結構主義之後（續）
【李維史陀對於人文科學知識論的批判】
德希達認為，在李維史陀的思想發展中，他無時無刻藉助傳統思想資源，同時警惕於傳統西方思維在理解異文化的限制，以批判傳統語言為路徑。德希達認為，這意味著存在兩種面對傳統人文科學限制的策略。其一，西方語詞在認識上的侷限，促使哲學家對形上學語言之歷史的反省，也暗示了哲學家踏出哲學之外的路徑嘗試。我們可以說，這就是傅柯在《詞與物》中的工作。其二，將方法與真理分離開來，挪用各個傳統語言作為探索真理的臨時性工具，批判性地使用並清楚意識各個概念的侷限，不再限定各個工具概念固定的意謂。這正是李維史陀對待西方思想傳統的態度。
德希達採取與李維史陀相同的方式，但他同時也指出，李維史陀將傳統語言作為臨時的思想工具，既是保存知識工具取徑，同時也反思知識工具本身的合法性。（頁555）這點可連結到李維史陀在神話學研究中所提到的修補術（bricolage），他將修補術視為一種具有理智特徵的技術活動，並將神話與神話學的思維視為修補術（頁557），進一步引導他在神話學研究的批評反省中提出新的話語，一種解中心的新神話科學。
在這個討論基礎上，德希達則認為任何話語或論述只要是借自傳統資源，多少都是一種修補術。故而李維史陀在區分修補匠與工程師的差異時，並未絕對二分二者的不同。德希達故而進一步去說，李維史陀認為，唯有放棄所有中心、主體、特權的參照系統、起源或絕對的基始作為全部計畫的參照座標，唯有解除外於差異分類，用以穩定分類的中心才有可能拓展新的屬於這個時代的知識型，甚至超越知識型的思維，將知識視為解中新思維的神話修補術。
故而整篇文章大致上要指明的是，人文科學中的結構性與符號，在李維史陀之後形成了新的策略方向：傳統下的結構與符號總是立基於某種二元對立系統，而李維史陀則是指出結構與符號必然依賴於過剩的、替補的、解中心的、非二元對立的項目或象徵，如神話思維、修補術與人類學中的「馬納」（mana）。如此，李維史陀實際上指出，任何符號系統必然有賴於過剩的符號作為保障措施，這種符號乃是一種結構之外的遊戲，而沒有任何在場形上學的設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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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維史陀：歷史只是一種賭博遊戲。但這種對遊戲的參照總是在一種緊張關係中進行。 |
三、小結
德希達最後歸結兩種對詮釋、結構、符號與遊戲的詮釋方式：一者是對逃離遊戲的真理與源頭的破譯，並在一種迷失在詮釋的必要性並據以為生的歷程中尋求真理。一者是肯定遊戲並超越人與人文主義或任何在場。這兩種詮釋的詮釋共存於人文科學之中，但二者不可調和。（568頁）
德希達強調，現今歷史當務之急並非要在兩種詮釋之間作選擇並進一步主宰歷史，而是去思考二者差異的共同基礎與延異。亦即在歷史與社會內部去思考某種無法命名的非物種的物種。他進一步指出人文學科的現存困境即是文化與社會的結構思維與歷史主義之間的衝突是無法消解的，同時，經驗主義也總面臨總體化之不可能的難題，尤其人文科學在方法上無法事先預測與規劃，也無法全然拋棄傳統思想工具。在如此侷促的處境下發展人文科學，我們必須以謹慎的心態進行哲學思考，不輕言斷定某種事物會在歷史消失，同時注意各種事件促發歷史脈絡發展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