課程報導/YHH 2021年3月13日
《我們》的眾多封面設計之一,反映出內容的後設特性 |
【開放的烏托邦】
這三個小時的講解,其實最令人興味盎然的,莫過於宜穎老師講解此書的後設性,也是這手法使得此書的深度與諷刺意味更為強烈。
宜穎老師說,這是一個思索故事的故事,它是故事裡有故事。這故事是敘事者所寫/聽/讀的故事,另一方面,在這作者所寫的故事中,我們也要追問:是誰在寫《我們》?是D-503,還是Zamyatin?D503筆記裡說他在寫小說。所以「我們」的作者到底是誰?誰在讀「我們」?揭露小說的過程、不斷告訴讀者他在寫作,都在突破故事的框架。是誰在寫《我們》?是古老的祖先、外星球的未知生物,還是我們?換言之,此書十分強調讀者的角色、強調受述者、作者與敘事者三者的互動。
在筆記之三、之五、之十二等等,都可以見到作者向讀者喊話,例如在筆記之五中,可以見到這樣一段話:
「又和你在一起了,我不知名的讀者;我這樣和你交談,就彷彿──打個比方吧──就彷彿你是我的老朋友,R-13,……誰認識你呢?你在何方?又是什麼人呢?(頁34) 我寫這份筆記,比人類歷史上任何一個作家撰寫這類東西都要困難。他們之中有的是為同時代人寫作,有的是為未來人類寫作,可是他們之中沒有人是為他們的祖先輩寫作。(頁37)」
這種不斷揭露寫作過程的手法,在在突破寫作的框架,因此,此書的藝術成就也就顯得非常前衛。
既然是後設小說,又向讀者喊話,這難免令傳統讀者開始疑惑敘事者的可靠性;另一方面這樣的作品也需要讀者一起合作,才能完成,例如筆記三十九,D-503想要畫上句號,但他的鉛筆顫抖起來,從指尖滑落,意味著故事始終都在進行中。換言之,這未完成的責任,不只是因為作品一直處於進行中、未完成的狀態,更是因為將責任交給了讀者,需要讀者也去實踐、繼續革命。
在逃出單一國,進入綠牆外的O-90與她的孩子,便意味著以革命將會繼續下去。逃出單一國也意味著破除現實與虛構的框架,使得虛構進入了真實社會。某種程度上,這樣的反抗也代表了作者的民主理念。
【影響】
從 2+2=4到2+2=5:歐威爾也曾讀過《我們》,只不過是通過法語來閱讀。他對《我們》的評價高於《美麗新世界》,他認為極權主義的統治更接近《我們》裡統治者對人民身心靈的控制。因為他相信,嚴密的控制不是由統治者本人來執行,而是通過他人之手完成(如安全衛士或是思想警察)。歐威爾在《1984》將《我們》關於控制、監視、舉報等設計進一步強化,變成是無所不在的監視器和思想警察。同時更逆轉了《我們》當中數學是正確無誤的「現實」,讓「現實」變成老大哥可以任意更改的「現實」。真理可以置換、真相可以顛倒,老大哥的統治,顯然更勝無所不能者一籌。
另一方面,薩米爾欽與歐威爾的相仿之處則都敘述愛:《我們》的統治者利用主角的愛,來製造背叛與不信任,藉此瓦解反抗的強度。《1984》則是讓每個人的愛轉向了對老大哥的愛,並把愛扭曲為對統治者無條件的信任。
列夫·達維多維奇·托洛斯基(Лев Давидович Троцкий, 1879-1940),布爾什維克主要領導人、十月革命指揮者、蘇聯紅軍締造者、第四國際精神領袖。 |
Bolshevik, Boris Kustodiev, 1920 (圖片引用自維基百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