課程報導 / Chan 2020年12月5日
【德希達對胡榭的質疑】
但德希達也對胡榭的說法提出質疑。胡榭將作品視為有機的自主整體，而不關注作者個人的生命歷程，因為作品並非作者生命的呈現。但是書寫者的人生與作品的內在關係，難道是完全沒有關聯的嗎？再者，胡榭刻意遠離作品或作者的內在歷史，用文學史的方式去描述作品間的關係，然而，作品的發生僅是作品的互相繼承或遺傳嗎？胡榭想將文學的形式空間與創造性想像力結合，這種嘗試可以成功嗎？
胡榭的文學分析特別偏愛幾何學、數學的形式分析，以胡榭對高乃依（Pierre Corneille, 1606-1684）著作的分析為例，他早期的著作如《皇宮走廊》（1631-32）描寫男女主角經歷變故後分手，後來又復合，胡榭稱之為是「交叉環」型的結構；而在他之後的作品《波里厄特》（1642）中，男女主角同樣是經歷事件、分手而又復合，但是角色的內在有所成長提升，胡榭稱之為「螺旋」結構。胡榭認為《波里厄特》這部作品是高乃依的顛峰之作，而《皇宮走廊》以及其他早期作品，都是為了這部作品而作的練習。德希達通過胡榭想問的是，這種視早期著作為後期著作之「雛形」的「雛形主義」，固然能夠解釋部分的作品，但其他無法用幾何學加以分析的作品，或是不在這種整體性當中的作品，是否就應該被排除呢？
此外，胡榭也提倡一種完全的閱讀。他認為，熟讀一位作家的所有作品，並從中找出這些作品內所具有的共同結構，以挖掘一位作家作品中最美的形式，是一位文學批評者的工作。但是，德希達則指出，預設一個作家作品中原本就存在著完美的型態等待他人來挖掘，這是不可能的神話。而且如此一來，文學書寫的「力量」，那種使生活中經常使用的符號發生新意的「力量」，也將在這種分析中消失。德希達雖然認同胡榭對於完全閱讀的努力和企圖，但他認為這種眼光會使人認為，文學創作只是在追求一種形式而已。
德希達總結了結構主義的難題，指出結構主義者會為了保護結構的「整體性」，而忽略掉妨礙整體性、有缺陷的東西。當出現了無法表現理想結構的事物，則會被歸之為反常，最終，結構主義將會形成一種以目的論式的思考方式看待事物，彷彿所有事物都朝向這個目的前進，反常的事物則被忽略，或是被視為結構的殘缺。同時，「力量」，或者說事物的變化，就在這種思考模式中陷入沉默。對德希達而言，這是西方文化存在已久的，形式與力量的對立。當我們必須通過形式或是語言，才能夠把握「力量」時，「力量」已經無可避免地陷在形式之中，抑或是成為了語言的他者。
德希達在第一章中，簡短地下了一個結論，他認為，只有「書寫」能夠貫通形式與力量兩者的疆界。文學評論應該要跟著文學的「書寫」去研究文學，而不是跟隨文學的形式。
【亞陶、作品與瘋狂】
課程的後半部分介紹《書寫與差異》的第六章〈被劫持的言語〉。又仁老師提醒大家要注意「語言」與「言語」的區分。語言（language）指的是文化中習得的語言系統，而言語（parole）指的是說話。這篇文章講述的是後者。之所以有這篇文章，是因為1960年代法國出版了安東尼‧亞陶（Antonin Artaud, 1896 -1948）的文集，德希達閱讀之後，對亞陶進行了一番評析。因此，〈被劫持的言語〉可以視為德希達對亞陶著作的導讀。
 |
| Antonin Artaud, 1896 -1948（圖片引用自Wikimedia） |
亞陶中學時曾因精神崩潰進入療養院，晚年又經受殘酷的電擊治療，因此，他在晚年撰作的許多文章，都在控訴治療手段的「瘋狂」。亞陶對劇場的理解，開啟了「現代舞」的舞蹈形式。他提倡不要將劇本、舞蹈視為可重複、可模仿的演出，而要將之視為生命的躍動、未被馴化的力量。德希達的文章一開始先提到三個熱愛亞陶的學者：傅柯（M. Foucault）、布朗蕭（M. Blanchot）以及拉布朗虛（J. Laplanche）。他們各自撰作文章，針對患有精神病症的亞陶、德國詩人荷爾德林作出分析。
布朗蕭與拉布朗虛，在面對亞陶與患有精神分裂症的荷爾德林時，雖有各自的看法，但都將亞陶或是荷爾德林視為一個案例（case），用以證明某一種文學成就，或是帶領人們了解精神病症的入口。而傅柯則是認為，藝術批評與臨床醫學診斷是沒有交集的兩條平行線。傅柯認為這是一個歷史事實，更將之視為一種原則，認為兩者不能交會。德希達藉上述三者的評論，試圖提出疑問：為什麼歷史事實會變成一個原則？如果我們面對亞陶這種獨一無二的人物，為什麼還能夠將他視為一個文學史上的案例，彷彿是可以比較的對象，而非獨一無二的存在？既是「獨一無二」，那麼任何論述應該都無法運用在其身上。德希達認為，正是西方形上學的思考，使人們沒有去追問，使作品與瘋狂區分或統合的根源在哪裡？